家人“犯糊涂”总被骗，怎么用法律给他穿上“保护衣”？
在前面两篇，我们聊了法律是如何认定“不能辨认”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我们知道了，法律会根据他们的实际精神状况，将他们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规定他们独立实施的、超出其能力的法律行为是无效或效力待定的。
这立刻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操作难题：这个“不能辨认”的状态，由谁说了算？
设想一下，你家里有一位患了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今天被A公司的销售骗着买了一堆没用的保健品，明天又被B公司的理财经理忽悠着签了一份高风险的投资合同。你作为儿子，当然可以一次次地跑去找商家理论，跟他们解释：“我父亲有病，他签的合同不算数！”可商家多半会反驳你：“他是个成年人，我看他好好的，谁知道他有病？你说了不算！”
难道，我们只能永远这样跟在亲人身后，扮演一个永无宁日的“救火队员”，等事情发生了再去一次次地打官司、做鉴定吗？有没有一种办法，能给这位“犯糊涂”的家人，穿上一件能抵御所有风险的、官方认证的法律“保护衣”呢？
我们再回到大伟一家的故事。大伟的父亲，因为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生活已经无法完全自理。大伟作为监护人，虽然在生活上把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在法律上却疲于奔命。
上一次，他好不容易才打赢了官司，追回了父亲被骗子“赠与”的房产。可这之后，各种各样的推销员，比如卖保健品的、卖理疗仪的、推销“以房养老”理财的，还是像苍蝇一样围着老人转。大伟防不胜防，父亲时不时就会在不清醒的状态下，用自己的养老金签下一些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合同。每次大伟去交涉，对方都以“老人自愿”为由搪塞，让他头痛不已。
大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需要的，不是一次次的事后补救，而是一劳永逸的事前防范。他需要一个官方的、有权威性的“说法”，来向全社会宣告：我的父亲，在法律上已经不能再为自己做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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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伟遇到的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是许多有失能老人的家庭共同的痛。《民法典》第二十四条，就提供了一个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
“第二十四条 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其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该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后略）
这条规定的核心，就是提供一个“官方认证”的程序。它将一个“事实上犯糊涂”的状态，通过法院的判决，转变成一个“法律上无（限制）能力”的身份。有了这份判决书，就像是给大伟的父亲穿上了一件法律的“金钟罩”，从此具备了“免疫”绝大多数合同的能力。
那么，谁有资格去申请这个“官方认证”呢？法律规定是“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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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咱们的案子里，大伟作为儿子，是父亲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他当然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他需要做的，就是收集好父亲的病历、医院的诊断证明等材料，向法院证明父亲的精神状况确实已经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了。 -
如果大伟因为某些原因不管不顾，他的姑姑，也就是老人的妹妹，作为近亲属，同样是利害关系人，也有权去申请。 -
法律还考虑到了更周全的情况，如果老人无儿无女、无亲无故，那么像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这些“有关组织”，就有责任站出来，为老人申请这份保护。
一旦法院经过审理，做出了宣告大伟父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决，并指定大伟为监护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从此以后，大伟作为监护人，就自动成为了父亲的“法定代理人”。再有任何销售员拿着与他父亲签的合同上门，大伟只需拿出这份法院判决书，对方的合同就立刻变成了一张法律上的废纸，大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履行。
那么，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标签，是一旦贴上就永远撕不掉了吗？
法律是充满人性的，它也考虑到了奇迹发生的可能。比如，如果未来医学进步，大伟父亲的病被治好了，神志恢复了清醒，那该怎么办？
第二十四条的第二款就规定了“退出”机制：经本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智力、精神健康恢复的状况，认定该成年人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以，如果大伟父亲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自己或者大伟，都可以向原来做出判决的法院，申请恢复他的民事行为能力。法院会再次进行评估，如果确认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确实已经恢复，就会做出新的判决，让他重新成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再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法律的保护，既有力度，也有温度。对于像大伟这样家有失能亲属的人来说，要明白，向法院申请宣告亲人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是不孝，更不是诅咒，而是在法律框架内最理性、最负责任的保护方式。它能让你从无休止的“救火队员”角色中解脱出来，为亲人提供一个更安宁、更有保障的环境。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要理解这个制度的善意。当你看到邻居或社区里的老人、残疾人可能需要帮助时，向居委会、民政-部门这些“有关组织”反映情况，也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法律的保护网，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去编织和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