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人，他签的合同算数吗？｜民法典千问千答 022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们聊了法律上“完全行为能力人”（成年的你我他）、“限制行为能力人”（8到18岁的孩子）和“无行为能力人”（8岁以下的小朋友和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这个划分，似乎已经很清晰了。

但现实生活，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比如，我们身边有些亲人，可能因为年事已高，或者患有一些疾病，他们的状态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他们能自己买菜、做饭、和邻居聊天，看起来和正常人无异，但在处理一些复杂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大额金钱和复杂合同时，他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又明显跟不上。

那么，法律是如何看待这些处于“半清醒”状态的成年人呢？是把他们当作能为自己负全责的“正常人”，还是当作需要被完全保护的“无能力人”？当他们签下一份重要的合同时，这份合同，到底算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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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伟的母亲今年七十岁，在几年前被诊断出有轻微的认知障碍。她的日常生活基本能自理，但记忆力和对复杂事物的判断力明显下降，有时候很容易听信别人。大伟作为她唯一的儿子，每周都去看望她，并帮她处理家里的账单、保险等需要动脑筋的事情。

一天，一位自称是某银行理财经理的小丽，通过电话预约后，上门“拜访”大伟的母亲。小丽口若悬河，用一大堆诸如“资产配置”、“复利增长”、“独家渠道”等专业术语，向老人推销一款号称“保本高息”的私募理财产品。

在小丽令人眼花缭乱的图表和热情洋溢的讲解下，大伟的母亲被说得云里雾里，她只听懂了“存进去五十万，一年能多赚五万块”这句最有诱惑力的话，对于合同里密密麻麻的关于“投资风险”、“封闭期限”、“管理费用”等条款，则完全没有概念。在小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催促和奉承下，老人觉得自己做了个很明智的决定，便拿出了自己一辈子的养老积蓄五十万元，购买了这款理财产品，并签下了一份厚厚的合同。

几天后，大伟在帮母亲整理房间时，发现了这份合同。他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这是一款风险等级很高、连他自己都不会轻易购买的产品，完全不适合母亲的风险承受能力。他立刻联系小丽和银行，要求撤销合同，退还本金。

银行的答复是：您母亲是成年人，她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自愿签署的合同，我们无法单方面解除。

那么，法律会支持银行的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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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小丽的说法，在表面上似乎无懈可击。大伟的母亲确实是成年人，而且不像上一篇案例里那位完全不能辨认自己的父亲，她还能正常生活和交流。那么，她签的字，分量到底有多重？这就需要我们理解民法典中，介于“完全”和“无”之间的第三种状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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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为什么法律要创造出这么一个“中间地带”呢？这就要触及民事法律行为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意思表示。

通俗讲，“意思表示”就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来、做出来，并且希望它产生法律效果。比如，你说“我愿意把这房子卖给你”，这就是一个意思表示。法律要保护的，是真实的、自由的、没有瑕疵的意思表示。

我们来看大伟的母亲。她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让她在买菜、聊天这些简单事情上，能够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面对一份充满专业术语、涉及巨大风险和复杂后果的五十万理财合同时，她的认知能力就跟不上了。她可能只看到了“高收益”的表象，却完全不能“辨认”出背后“高风险”的实质。她签字的那个“我愿意”，就不是一个建立在充分理解和真实判断基础上的意思表示。

正因为如此，法律就不能把她当作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来对待，因为那对她不公平。但她又不像完全痴呆的老人那样什么都不懂，所以也不能算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于是，法律给了她一个最恰当的身份——“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身份，就是对她的一种恰如其分的保护。

那么，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做的事情，法律效力如何呢？第二十二条规定，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才有效。

所以，我们回到大伟母亲买理财的案子。购买五十万元的高风险理财产品，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超出她当时精神状况所能驾驭的法律行为。因此，这份合同就属于‘效力待定’。现在，作为监护人的大伟明确表示不予追认，那么这份理财合同就是无效的。大伟有权要求银行和小丽返还全部的五十万元本金。

当然，法律对她的限制也不是绝对的。第二十二条后半句也说了，她“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比如，如果有人白送给大伟的母亲一千块钱，她道声谢收下了，这个行为就是“纯获利益”，完全有效。再比如，她去楼下超市买一斤鸡蛋、一把青菜，这种和她日常生活相适应的小额交易，也是有效的。法律既要保护她，又不能让她和社会完全脱节。

法律的智慧，不仅在于划出清晰的黑白界线，更在于对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人们，给予了最细致的关怀。对于像大伟这样，家有“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亲人的人来说，要明白，法律赋予了你“监护人”的角色，这既是责任也是权利。当亲人做出可能损害他们自身利益的重大决定时，你有权站出来说“不”。在日常生活中，多一份留心，尤其是在面对上门推销、投资理C这些事情时，帮助亲人把好关，是防止他们“养老钱”打水漂最有效的方法。

对于像理财销售小丽这样与社会各类人群打交道的从业者，则必须树立起合规经营的意识。面对老年客户或者其他看起来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客户时，不能只为了业绩就进行高压推销。主动询问是否有家人陪同、清晰地提示风险、甚至建议对方与家人商议，这不仅是职业道德的要求，更是避免未来合同被认定无效、产生巨大业务风险的法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