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了老年痴呆，他送出去的房子还能要回来吗？｜民法典千问千答 021

在前面的几篇文章里，我们反复聊到，法律是以“年龄”作为划分一个人行为能力的主要标准。比如，8岁和18岁，就是两道非常重要的分界线。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印象：只要一个人年满了十八周岁，成为了成年人，那他就得为自己签下的每一个字、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负全部的责任。

但现实生活远比单纯的年龄划分要复杂。如果一个成年人，因为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比如老年痴呆症，或者因为其他意外，导致他的心智退回到了孩童状态，甚至完全无法辨认自己的行为，那法律还会固执地认为他是个“完全的成年人”吗？当他糊里糊涂地把自己的房子送给别人时，这份“赠与”还算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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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伟的父亲今年75岁，不幸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老年痴呆症（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还能和大伟聊聊家常，但糊涂起来，常常连自己唯一的儿子大伟都不认识，更记不清自己名下还有一套价值数百万的房产。作为父亲唯一的监护人，大伟一直悉心照料着他。

同小区有个邻居的儿子小王，知道大伟父亲的病情。他看中了老人的这套房子，便动起了歪脑筋。一天，他瞅准大伟外出买菜的空档，拿着一份预先打印好的“房屋赠与合同”找到了大伟的父亲。

小王哄骗当时正处在糊涂状态的老人说：“大爷，您看您儿子那么辛苦，您在这上面按个手印，我就给您一笔钱，让他天天给您买好吃的。”老人根本没听懂合同是什么，以为是在领什么福利，便稀里糊涂地在赠与合同上按下了手印。这份合同，赫然写着将老人名下唯一的房产，“自愿”赠与给小王。

小王拿着这份有老人亲笔手印的合同，没过几天就找上门来，要求大伟一家搬走，并声称这套房子已经是他的了，是老人“自愿”送给他的。

大伟既震惊又愤怒。他知道父亲当时肯定是在不清醒的状态下签的字。但是，白纸黑字，红手印，合同看起来“货真价实”。父亲毕竟是个成年人，他亲手“送”出去的房子，在法律上还能要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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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的这个行为，可以说是趁人之危，利用老人的病情占了个天大的便宜。但从表面上看，赠与合同有大伟父亲的亲笔手印，形式上似乎是完备的。那么，法律会保护这样一份在当事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吗？《民法典》第二十一条，正是保护这类特殊成年人的“守护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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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适用前款规定。

这条规定告诉我们，法律在判断一个人的“行为能力”时，年龄不是唯一的标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准——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一个成年人，如果因为精神疾病（比如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或者智力障碍（比如像本案中大伟父亲这样的重度痴呆），已经到了完全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程度，那么法律就不再把他当作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

我们回到大伟父亲的案子。他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常常连亲人都认不出，更不用说理解一份复杂的“房屋赠与合同”意味着什么了。他把自己的房子送给小王，这个行为的后果就是让自己无家可归。在法律上，他当时的状况，就完全符合“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特征。

因此，根据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大伟的父亲在法律上就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而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像我们之前聊的8岁以下的小朋友一样，他自己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他的所有法律行为，都必须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监护人大伟）来代理实施。

所以，大伟父亲在神志不清时，和小王签订的那份赠与合同，在法律上是自始无效的。即使有他的亲笔手印，这份合同也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大伟完全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这份赠与合同无效，并要求小王将房产返还。小王想利用老人的病情来侵占财产的企图，在法律面前是行不通的。

这条规定，还细心地考虑到了另一种情况。第二款说，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也存在同样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状况，那么同样适用这个规定，被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进一步体现了法律以当事人的实际精神状态为判断核心，而不是在年龄上简单地“一刀切”。

法律对人的保护，是贯穿一生的，它既保护年幼的我们，也守护年迈的、或因疾病而脆弱的我们。对于像大伟这样家有失能亲人的人来说，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在必要的时候，应当通过法律程序（比如向法院申请宣告亲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自己为监护人），来为亲人建立一道法律“防火墙”。这并不是对亲人的不敬，恰恰相反，这是用法律的武器，为他们抵御外界的风险和恶意，守护他们最后的安宁和财产，是为人子女或亲属最重要的一份责任。

对于像小王这样企图趁人之危、钻法律空子的人，则要明白，法律不看表面看实质。任何利用他人心智不清醒而获取的不当利益，都建立在流沙之上，看似占了便宜，实则随时可能被法律的浪潮冲垮。靠算计得来的财富，终究守不住。